狂妄的言论，易被人笑为痴呆，
不解其中味，你从来就不明白！
真实的，
是那份慷慨与期待，
坦荡而真诚地，
梦想创造美好世界。
----Thomas McGrath
社会变迁下的自恋表现、分离状态及身份认同问题
一、自恋情结
“自恋”的概念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拉希西斯王子（ Narcissus ）爱上了池塘中的自己，久不思饭，终于化为池塘中的一朵水仙花。很多人用自私、自恋来形容那些对自己过分专注的人。汉兹.科胡特(Heinz Kohut)认为，自恋也有健康的成分，一个人能区分自己内心和外界，区分内心的客体和现实的客体，具备良好的社会功能，那就是自信、自爱的自恋，现实中，这类人虽然表现出自恋的成分，但他们充满着魅力，他们是艺术家、模特、政治家等。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看到自己理想的影子，因此趋之若鹜。
健康的自恋并非天生所有，事实上自恋来自早期的不自信、自卑、对外界的不信任、不确定和无助感。弗洛伊德曾认为，对自恋的病人无法做心理治疗，因为他们无法对外形成移情关系。现在，我们知道，看来无法对外形成移情的自恋者，无数次在他们的内心对那个想象的客体进行着移情。他们移情的方式有：
1、“无所不能”（ominipotent）：是自恋人格的重要防御之一，它源于婴儿完全依赖母亲，依赖外界，无法主宰和形成一个整体的外界印象的焦虑，它可导致极度的自卑、自我价值的丧失及毁灭感，它的一端连接着原始理想化、自大、妄想及对他人的贬低，而其另一端，则可表现为极度自卑和无价值感。因此，个体需要通过将可以依靠的对象—客体、或与客体相关的物体、事件，内摄了客体的能量，好像自己也具有了这种力量一样。
汉兹.科胡特用“卵生体”来描述这一现象：
一个病人在一个著名的心理治疗师那儿治疗一阵后，虽因对治疗师不满而离开治疗师，但她到另外一个治疗师那儿去寻求治疗时，无比自豪地说，我是某某治疗师的病人！她这样说，让这个治疗师立即感到了压力，一方面，他感到高兴，因为病人抛弃了那个有名的治疗师来到他这儿，说明病人对他的信任程度超过对另外的治疗师，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自己有一种冲动，要竭力做得比那个治疗师好些。治疗师明白，他这种矛盾的感觉—有价值感和对另外治疗师的贬低感来自病人本身，病人将第一个治疗师作为她自己内心理想化的成分，用来强化自己－如果不能成为那个人，那就变成最模范的病人，如果不能攻击这个理想化的客体，那就化身为他，去攻击另一个客体－通过对前一个客体卵生性的认同，实现对后一个客体的贬低（或者相反）。
在传统上，中国是个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国家，近年来，随着国力大增，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张扬：修最大的广场、造最高的大楼、获得最高的利润，屡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精神科医生看来，只要是带有“最”的语句，通常都会和夸大和病理性自恋联系起来。与文革的口号不同的是，这些带有夸大色彩的语句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作为支持。上世纪的70年代末，当中国终于从她的政治阴影中走出来后的短短20年间，她从一个观念保守、 经济滞后的国家迅速发展到今天足可傲视世界的超级大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收回澳门。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届全体会议投票选出北京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作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
世界银行对２００７年中国ＧＤＰ的增长预测表明，中国GDP由此前的９．６％还会上升至１０．４％。
这些成绩提升了民族自豪感，造成了“盛世”的概念，也使得更多的大众变得更加自恋和自夸、更经不起批评—一旦将外界的现实吸收进入自己的内心，并使之与弱小的自我融合时—强国梦的灵魂附体—导致了个体乃至群体性幻觉和妄想的发生，误以为自己有某种特殊的力量，能够永远有好运气、能够战胜天、能够具有超自然的功能。
从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到亩产上万斤、习练气功、发展特异功能，到现在玩股票、买彩票。一方面，科技在进步，而另一方面，人们一直习惯于相信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实现，似乎科技带来的发展成为了无所不能的佐证而非让人认识到自然的不可超越性，这便导致人定胜天的感觉，科学技术变成了自我现实延伸的一部分，有可以成为自大的帮凶，于是人们开始作出超乎寻常的行为和判断。一项关于彩票与发财的民调显示，60%以上的百姓相信购买彩票可以致富。
2006年4月14日14时许，邯郸农行金库发生特大盗窃案，被盗现金近5100万元。现金管理中心管库员任晓峰、马向景有重大嫌疑。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5万。邯郸悬赏20万元。18日15时许，马向景在北京大兴区被抓获。19日8点20分，任晓峰在江苏连云港被抓获。经审查，他们对其贪污事实供认不讳，所贪污的4300万元用于购买彩票。
2006-2007年，久处熊市的中国股市终于回头变成牛气冲天、让著名股评专家屡评屡败的牛市，长期居高不下的指数演变成一首《死了都不卖》的歌曲：
死了都不卖，
不给我翻倍不痛快
……，
死了都不卖
不涨到心慌不痛快
……
只要你翻倍我才卖
我 不听别人安排，
……
就算深套也不卖
不等到暴涨不痛快
……
到顶部都不卖
做股民就要不摇摆
不怕套牢或摘牌
股票终究有未来
老王明年退休，他看同事小李参加工作没多久，手中准备结婚的5万元不到2个月就变成了8万元，心里一阵痒痒，在询问了一些基本常识后，老王在2007年2月偷着将准备用于养老保险的3万元钱和积攒多年的10万元钱拿出来入了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身处大牛市的老王说他没有赚到钱，小李王百思不解，仔细看看给他推荐的股票，发现涨势都不错，比如4月9日给他推荐的湖北宜化（000244），9.9元买入，前两天最高价格已经达到了17块，一个多月涨了7块钱。还有华新水泥（600801）等都是很不错的股票，为什么赚不到钱呢？老王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小李：“我嫌那股票涨得慢，每次两三天就把它给卖了。市场上天天都有股票涨停，你可否给我推荐一只涨得快的，身边有人天天赚钱，我心里着急啊！同样是10几万块钱，隔壁家的小张已经赚了快5万了，我还是几千块呢！”
群体的无所不能可以通过群体的社会性大型活动表现出来。８０年代初，中国女排的三连冠，大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那时，中国国力不强，个体借助群体，特别需要在象征层面找到整个民族可以胜利的感觉，群体的强大，可以帮助个体摆脱孤立、弱小、无助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扩大和积累就变成民族自尊。中国女排的获胜正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因此，很多人会激动得自发组织起来游行、彻夜长谈、喝酒，好的方面是增进了民族的凝聚力，甚至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增长。
不过，由于无所不能在理想化客体的时候常带有对其他客体的贬低，它与内心的另一端情感-极端的自卑和无价值感相关，因此，它可以发展并表现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民族团体、或某些带有宗教迷信的、带崇拜性质的邪教组织，采取极端的手段和思维实现对个体和群体的控制—实际上最终实现对自己内心不确定感的控制，它可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滋生。二战以前，德国受一战失利和经济低迷的影响，群众很快就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迷惑，怂恿甚至参与其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希特勒本人被群体作为理想化的对象被夸大、被摄入，犹太人及非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被贬低、甚至需要在现实中将之消灭，这便导致群体性的与攻击性者认同行为。
一些习功团体及一些恐怖组织也具有这种机制，一方面，他们通过对“教主”和“教义”的理想化实现对入教人员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受到了迫害，其他教义均与本教义相悖，因此，一方面，他们非常虔诚、卑谦，而另一方面，他们从事残酷且针对无辜群体的破坏和谋杀活动。
群体活动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泛政治化，2004年8月7日的中日亚洲杯比赛，因中国队的失利，导致了球迷泛政治化的暴力事件，好在政府作了低调的处理，这其实是个体内心不稳定的群体性宣泄形式。
无所不能在严重的精神病人那儿，表现为相信自己具备特异功能，能主宰一切、影响世界，这些“症状”被称为“妄想”，普通人在社会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盛世”环境下，也可能内化无所不能的印象，以为奇迹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于是成人表现得幼稚、易冲动，如闯过马路不相信汽车会撞到自己，在医院出医疗事故则开出与实际不合的天价，大学生毕业认为自己会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群体行为包括集体决策的大型“面子工程”、传销和迷信活动。
觉得自己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人类早期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因而在内心出现幻觉、幻想，以后逐渐转化为幻想、现象，从中衍生、升华出神话、传说、宗教，这些因此成为人的思维发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份，在后面，我们将会论及如何理解和利用这些想象的产物来正确处理和引导群体行为。
2、分裂（Splitting）：这儿的分裂不是指精神病学中思维的碎片状的分裂（schizoid），它是在前面所指的无所不能、原始理想化、贬低和自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形式。
一名16岁的男孩的母亲和父亲愁眉苦脸地来到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母亲进门后就喋喋不休地述说她的儿子是多么的暴力、多么地不孝顺，一天，她正在厨房里切菜，儿子冲进厨房，指着母亲说，你是否偷了我的5元钱，母亲气愤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妈妈？我偷你的钱干什么？我有必要偷你的钱吗？俩人言语不合就开始动手，儿子长得身高马大，手中拿起一串钥匙便朝母亲扔了过来。
母亲在叙述这些细节时，眉头紧蹙，带有失望和仇恨的神情，治疗师好不容易打断她的说话，问，您是否对儿子很失望？母亲开始流泪，当治疗师问，您自己是否也受这样的教育呢？这时，她丈夫补充到：她在家里是老大，家里是农村的，她的母亲对她很严厉，她也是被打着长大的，儿子曾经说过，以前你打我，现在我要打你。
分裂是指幼儿在发育过程中不能将理想的母亲和让自己失望的母亲整合为一体。中国有句俗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由于孩子年幼，对他/她的照顾者具有绝对的依赖性，因此，在他们的内心将照顾着—通常是母亲理想成为无所不能、完美、能满足自己一切愿望的对象。我国的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产生所谓的“小太阳综合症”（又称“1+2+4综合征”），即一个孩子由六个大人（父母，四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围着转，他们给孩子造成的印象就是哪怕是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会给你摘下来。在这种心态下，孩子在遭到挫折时，不是将愤怒、失望迁怒于照顾者—客体，就是反过来，让自己变得自卑、无价值，这样，世界在他们的眼里就只有好与坏、白与黑、善与恶了。
前述的母亲认同了她自己母亲的价值观，认为教育孩子就需要对其严厉，因此她不仅养成了对待自己苛刻、认真工作的性格，在家里，她对孩子同样是非常地严厉，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很乖，这时双方相安无事，这时，她的内心体验到她的儿子是一个好的孩子，其实这就是她内心在自己母亲面前一直重复着的乖孩子形象，因此她所扮演的好母亲的角色，也是她所内心所希望的母亲的形象；当儿子不听话时，她便翻脸成一个苛刻的母亲，于是儿子便体验到与慈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母亲，实际上，严厉的、不近人情的一面在儿子的内心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具有宽容、接纳和理解的母亲便退居其次，当青春期来到时，由于生理的发育超过心理的发育，孩子的内心冲突加剧，于是出现了角色的逆转，即孩子开始更多地扮演母亲以前扮演过的角色，就像他母亲扮演外婆的角色一样。说到底，儿子与母亲的交流、乃至他今后与社会上其他人的交流方式取决于他从他母亲那儿学到的—分裂的方式！
社会中的分裂现象比比皆是，大到国与国的关系，比如美国常喜欢设置一个假想敌，以前是前苏联，现在则是中国。人类处于生存的需要，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至少一个假想敌。毛泽东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其实人的最大的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恨， 我们内心害怕被抛弃，受到攻击、遭到毁灭，因此，假想敌的存在能将恐惧具体化，这种恐惧有着原始的特征，那就是弥漫、无边界、不能被掌控。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对象可以将恐惧定位，那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设定一个能够看得见、能够去对抗的假想敌，就有控制和反控制的过程，有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结果，而只需要这个过程。
冷战时期分成东西两个阵营，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的需要：如前所述，对抗中映照出自己的存在，于是可以使内心的不确定感找到发泄的对象。
美国经常用邪恶轴心国来形容其他的国家，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盟友，否则，就是敌人或者邪恶的国家，这便是典型的分裂心态。同样，我们因为遭到批评、出现观念上的差异就视其他群体、其他国家为敌人，也是分裂的表现。文革时期的口号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现代版的分裂现象有歌迷球迷为自己捍卫自己的偶像而互相大打出手、紧张的中日民间关系、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等等。
分裂的目的在于将不愉快、坏的部分从内心中排除出去，问题在于不好的被排除、宣泄出去的东西终究会落在某个对象或群体身上，如移民国家容易将社会秩序不好归结为移民所致；城市人自己生活有困难会抱怨是外地人或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严重的情形为认为制造出种族优劣论、邪恶轴心国家等概念。通常的情形是被指责的一方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于是产生冲突，但恰好冲突证实了对方的指责，分裂的产物为投射认同。
投射认同通常被认为是发育早期、比较幼稚的防御，Jill Scharff认为，投射认同可以贯穿人的一生。在早期，孩子许要将坏的投射出去，母亲若能接纳孩子的不好的想法，孩子最终会形成稳定的、安全的思维，因此也象母亲一样，不认同别人的坏的想法，接纳坏的想法，于是坏的想法投射却获得了好的反应，圣经曰：敌人打你的左脸，你该将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在对青少年的过激行为进行心理辅导时，在对其行为进行限定后（不能自杀、不能伤人、不能做犯罪的事情），给予接纳。现实中，台湾以前每每叫嚷台独时，大陆便回应用武力解决，这其实是认同了对方投射过来的焦虑，在大陆制定了《反国家分裂法》后，不论台湾如何挑衅，大陆只谈三通，不提武力，这是对坏的投射不认同的成熟的反应形式。
二、 社会变迁下的同一性、自我认同及分离状态
一对父母带着他们20岁的儿子来诊，这是一个家境特别好的家庭，儿子在一所重点中学就学，成绩甚好，只是近半年来学习成绩下降，情绪急躁、不愿与人交往，辍学在家，每见父母便指责他们害了他，甚至动手，至于父母在哪些方面害了他，他也说不出以为然。
母亲在治疗中哭着说，是她对不起孩子，因为幼时孩子由她带到2岁，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孩子，以后和孩子每次见面时间都不长久。
病人在我们说话时不断想打断我们，想讲话，我意识到，孩子不能容忍听到他幼年的不好经历，也不能容忍自己处于不讲话的状态。
于是我对病人说，今天你的任务就是不说话。
病人在一边搔头弄耳，仿佛叹气，跺脚，双手握拳，治疗结束时久久不肯离开。说他的头快要爆炸了。
第二次治疗开始时，病人举起手，我示意他可以说话，他说，我想知道今天我是否能够讲话，是否能够在想打断别人时插话。
我对他说，他很有进步，因为他知道尊重谈话的游戏规则，可以学着克制自己的冲动，今天会主要请他讲话。
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很多人的解释为学习压力过大，青春期的冲突以及家庭的问题。
我们发现学习压力大不能解释所有的孩子的问题，因为能够坚持学习的孩子还是多数，同样，青春期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也不能解释合理地解释出现的这些现象。
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发展因素无疑是经济，经济的发展主宰了一切，连教育和医疗方面也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市场。人们热衷于可以见到指标、马上收益的项目，而忽视那些短期不能见效的东西，如环保。对应于经济的发展，在大陆，熟读“大中”的人越来越少，近2年来，通过央视的《百家讲坛》，于丹关于《论语》讲演获得很大的成功，一时间，人们又重提尊孔的话题。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写了“孔子是只丧家狗”的文章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似乎，相对教义而言，人们更在意孔子的名声，就像30年前及90年前要打倒他一样。日本人在过对中国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孔子的推崇，将重点放在如何做人上，才错失了在科技上发展的机会。
科技不发达的中国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合理化的解释联想，即传统的东西、固有的思维约束了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解释也是一种否认—否认自己身份中赖以生存的东西，而这会导致人们出现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出现对过去赖以生存的产物—客体、客体所运载的情感、 行为、思维及躯体的失望和愤怒，乃至叛逆。
达里克.阿里写道（Tariq Ali, 1987）：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文化觉悟的提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中间层，1967年美国有600万大学生，西欧有250万，日本有150万。1968年在校的这一代大学生既不知道何为失业，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们对他们的上一辈—他们的父母—很挑剔，他们的父辈未能战胜事业，而且，让法西斯得了势。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学生们公开反叛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曾经集体屈从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生的学生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所具有的道德良心和政治敏感很快就在各大洲的每一个首都得街道上迸发出来。
用这种观点也能很好地理解在我国的上个世纪初期到中期一再发生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优裕的家庭、爱自己的父母和妻子，投入到革命的一方、艰苦的一方，甚至，对自己的亲人、家庭进行无情地鞭挞。
1、认同：对自己家庭的否定、对过去的背叛意味着重新确定一个身份，不过，有时候，否定其实是极端的肯定，因为所确定的新的身份仍然是参照旧的模板所建立的，旧的权威被打倒了，新的权威被建立起来了；要去恨一类人，意味着要去爱另一类人。
“identity”的通译有“认同”、“同一性”、“身份”。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是一种防御机制，指个体为保存自己、发育过程中有选择地模仿别人某些特质的行为，如模仿他/她所崇拜或羡慕对象的某些行为（陈静，施琪嘉，2006）。
2、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即自体认同，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1902`)人格理论（“发展渐成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他认为，所谓自我同一性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13岁至17、18岁的年轻人，发展的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自我同一性混乱。在这一时期，身心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人开始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思考关于“自我”的问题：
（1） 我想要什么？
（2） 我的身体是怎样的？
（3） 父母对我有甚么期望？
（4） 我有什么样的过去？
（5） 我现在有什么问题？
（6） 我将来会怎么样？
一个实现了自我同一性的青少年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体验：
（1） 自己是独立的、独特的、有自己个性的个体，虽也与别人一起活动，但他是可以和别人分离的。
（2） 自我本身是统一的，个人的需要、动机、反应模式是可以整合一致的，而且从时间上看，自我有一种发展的连续感和相同感。
（3） 所设想的自我与所觉察到的其他人对自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并深信自我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及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是被社会所承认的。
与此相反的就是自我弥散或自我同一性混乱（陈静，施琪嘉，2006）
卡尔·雅斯贝尔斯（K . Jaspers，1963）提出“自我察觉”的学说。他认为，自我觉察有四个形式上的特征：
（1） 自我的主动性：各种心理活动都被体验为属于我和由我发动的。
（2） 自我的统一性：不论心理活动多么纷繁复杂，都是由我这个最高统帅在指挥着，这使我感到自我是个统一的整体。
（3） 自我的同一性：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同一个我，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流逝中，我始终体验到自我保持同一性。
（4） 自我的界限性：我体验到我与非我是截然不同的，彼此分得一清二楚。
在病理情况下，这四个方面都可能出毛病，其中自我主动性障碍有两类不同性质得症状：一类是各种异己体验，病人没有自知力；另一类是人格解体，病人有自知力。自我统一性障碍主要表现为双重自我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double self)。偶可见于相对健康的人，一般为时短暂，无临床意义。要注意的是，心理冲突不是自我统一性的障碍。自我同一性障碍主要见于精神分裂症。自我界限性障碍可见于病理情况，如精神分裂症、急性中毒的病人，也可见于艺术家和修道的人，他们可以通过想象暂时打破自我的界限，而获得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体验，有一种打破约束而获得解放的感受。
3、分离状态：一个人要保持稳定的自身身份及其同一性，需要环境提供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则使得人们形成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人格，然后将不同的人格统一起来的生存方式，而当这种人格的区分与统一出现困难时，便容易出现分离症状和分离性障碍。
伦敦塔维斯托克医院培训部主任劳伦斯女士（Marylen Lawrence, 2005）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分离状态下，她的观点将我们以往的关于“分离状态”即严重的精神病性人格解体的症状的概念加以扩大，它描述了人的不同意识状态不仅可以以“病理”和“正常”来区分，也可以用“原始”和“成熟”来区分，更可以用。
波兰籍英国社会学家Zygmunt Bauman（1998）将经济变化与同一性的改变联系起来，他在《全球化-人类的结果》一书中指出，全球化使得世界经济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了互动，它必将促进不同固有传统的社会群体的同一性的互动。
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良好性格的形成依赖于他拥有一个持续给他提供情感支持的稳定的客体（照顾者），在与这个照顾者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传承着文化、传统的思维、行为等模式，儿时的童谣、故乡的明月、门前的桃花构成了人们搭载情感的记忆。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也意味着压抑，我们既需要遵从，也需要满足本能。弗洛伊德渐渐相信，人与人朴素的自然之爱，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Lain, 1964) 。
全球化的出现导致客体的多样化和不稳定性的增加。教育和媒体的导向出现混乱，如以往的教育为英雄主义、雷锋、拾金不昧、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等，而现在，经常出现的超女、超男秀、歌星球星代替了过去的英雄和雷锋，陌生人会占你的便宜、会带给你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讲排场、摆阔气等。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也表现的前后不连贯，他们可以对孩子说一套，自己做一套，于是，孩子在不同的父母、爷爷奶奶的观念和媒体、教育观念面前显得无可适从。
同一性的互动可以表现为身份认同界限的模糊，或混乱。在我国的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随着外国人、外国公司、现代的管理理念、资金的引入，人们确实地感受到了国际都市的魅力；而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在发生着裂变，他们的身份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转换：女的早熟、男的像女的、老的装嫩，商人像学者，教授像商人……。
这便出现不同同一性下的分离的状态的现象，常见的是中年父母在单位扮演上司、在孩子面前扮演父母、在自己父母面前扮演孩子的角色，这当属自然、正常，很多家庭冲突发生于丈夫回家扮演上司，在单位扮演丈夫，对外扮演廉洁，私下则贪污受贿等，这种角色混乱并不代表他能够很好地转换分离状态，恰好说明他们内心缺乏统一的同一性。
很多学生在青春期面临的不仅仅是学习的问题，而是到了他们开始从家庭分离，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的重要关头，因此，除了生理的问题外，身份认同的问题可以说是影响他们内心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
三、如何应对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
1、正确看待并引导追星现象：如前所述，人们需要处理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因此，除了照顾者外，一个稳定的社会或社会形象是人们重要的“客体”。
2005年，湖南电视台开始在全国海选，掀起了超女选秀的全国运动。一时间，各种选秀活动在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众粉丝忙着追星、投票，让电信和酸味甜味的牛奶公司以及电视台很赚了一把。
2004-2006年间，在网络上由“木子美”、“流氓燕”为代表的“身体暴露”、“体验暴露”的时尚转化为对“审丑”的追捧，一时间，芙蓉姐姐、后舍男生成为网络红人。
姚明、刘翔成为人们崇拜的体育明星，朗朗、李云迪、周杰伦成为人们追捧的音乐明星，而与此同时，在2006-2007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等为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也掀起了对学术社会化的解读热潮。
事实上，自故以来，追星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对所爱对象的行为和习惯也趋之若鹜，“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东施效颦”……。
人们不仅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客体来认同，还需要在自恋的层面让这个客体具有某些特殊的品质：健康、具备某种才能、有社会影响力—其实，这是内心完美、理想化客体的代表，也是一面能够照出自己的镜子，人们可以通过他们来延伸自己弱小的自我，去发展出博爱、接纳、宽容的自我。
追星的另外一个作用为过渡性作用，人们并非终身需要这些明星，而是在他们生命发展的重要时期，比如说青春期，需要一个能让自己去模仿的对象，借此摆脱自己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以及内心来裂变时出现的巨大恐惧。
好的客体产生好的示范作用，内心稳定的个体产生稳定的群体，这是和谐社会产生的前提。记得以前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上甘岭》、《用不消失的电波》、《南征北战》，《地道战》、《天山上的来客》，它们具有神秘、死亡、正义战胜邪恶的所有元素，这些电影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们对那些有着鲜艳色彩、惊险特技的大片则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原因为在人的内心还是希望正义战胜邪恶，而不是反过来。
如果社会不对此加以引导，则具备妖魔、邪恶的另外一面也可以作为客体而出现，因为它在人的内心也是作为另外的一端一直存在并蠢蠢欲动，它代表愤怒、报复、嫉妒、狭隘。
现实中的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既然承载了这样的希望，当然他们就需要作为公众偶像人物，具有社会的责任意识。
2、重视传统文化： 以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字为例，一个民族能够延续下来的密码很大程度上是储存在其文字和文学作品中，因为它是抽象思维的结果。
思维的形成经历了儿童时期的初级思维到成人的次级思维，经历了将具体的物体抽象化的过程。从结绳记事到甲骨文到象形文字的形成，人们实现了对超时空事情的记忆。通过传记、小说、野史人们不仅将过去的生活形式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人们传递着可以互相辨认的思维方式，另外一种常见的传承为仪式，它存在于宗教或日常的婚丧礼仪中。
一切的思维形式是提供理解和交流的载体，它是人类处理焦虑的升华形式。象形文字具有形声和型意，在潜意识的概念中，单字可以直接组成图形，比如“马”在梦中可以象征“母亲”，也可以象征澎湃的动力。
如此说来，《四书五经》等经书相当于中华民族的一个密码本，其重要性有如“中国三大史诗”的蒙古族《江格尔》、藏族《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是需要反复诵读而掌握的。
除了前面介绍的追星用以降低焦虑外，经常听妈妈、祖母讲故事也是处理焦虑的重要仪式，一些中国的古代童话、寓言和神话在全球化后均变成了七个小矮人、白雪公主、米老鼠和唐老鸭等，那些存在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中的神话故事其实数不胜数，内容也特别丰富，如 创世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始祖伏羲、燧人取火、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等；英雄神话有“大禹治水、英雄共工、夸父逐日”等，世俗神话有“神魔志怪、琼台女仙、志怪传奇、民间诸神、八仙过海”等。讲故事的习惯虽然在很多家庭还有，遗憾的是很多故事不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了。
3、仪式的重要性：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影响，宗教和一些习俗的发展一度受到抑制，每个人的内心其实至少有一个上帝（或者是魔鬼），宗教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产生一个帮助性的自我—上帝，否则，巨大的生存恐惧会导致魔鬼的产生，导致无助和无望的感受，宗教仪式在这过程中显得特别地重要。
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礼》的描述，其中对什么时候，用什么程序、完成什么事情作了详细的规定。
仪式是对过去的告别，是内心对焦虑的处理形式、是一种让好的感觉保留、坏的感觉离开的过程，倘若社会没有好的仪式，坏的仪式就会占上风，因为终归人们需要仪式。
坏的仪式有酗酒赌博、聚众传销、习练邪教等，生病也是坏的仪式，当然，更糟糕的仪式为自杀行为。
好的仪式为有某种可以提供安慰的宗教信仰，在重要的节日（春节、端午节、元宵节）、重要的日子（生日、结婚日、毕业纪念日）有相对固定的庆祝（家人团聚、写信或看电影）。
前述的超女表演可以视为一种青少年的成年仪式，只不过因增加了太多商业的气息，因此，仪式的作用大大减弱（在美国，类似的节目“美国偶像”的收益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
高考作为成年的重要仪式，看来是不会取消的，也因有太多的功利因素在内而弱化了实际是成年仪式的作用，而变成很多孩子创伤的来源。
4、重视身体的心理意义：人们对外表达和沟通的方式被习惯性地认为是言语，其实，除了言语外，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和情感均扮演着沟通的作用，中国过去重理性、轻情感的习惯导致人们在潜意识中用身体来表达自己的不适“今天怎么头这么痛”，实际上是对工作不顺利的一种表达，“最近腰背很不舒服”说明家庭的负担不轻，很多人熟悉的比喻为“肾亏代表性功能或个人的能力不行”，严重的心理压力导致癌症的发生率增加。
其实，中医最重视心身合一的概念，现在经常有人叫嚷忘记中医、抛弃中医，如前所述，“分裂”而已。
电影学院的学员、戏剧学院的学生及舞蹈家们，他们很清楚身体的意义，很多病人利用身体来表达情感，当并不清楚它们的含义，中国的一些健身项目如太极、气功，包括武功就有很多将精神和身体结合起来的思考，应该值得提倡。
总之，全球化之下的社会变迁能够导致人们内心的认同感的改变，使得人们更加不安全，不稳定，这就导致人们不断用学外语、考不同的证书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实际上是确认自己的安全性，社会需要理解这些现象的深层次意义而给予相应的对策，过去的传统提供了现成的解决之道，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 |
